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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最后指着海参崴，“这里是不冻港。拿下它，辽州就有了出海口。我们的军舰，就能自由出入太平洋。”

    赵庆祥的眼睛亮了。“少帅，咱们真要打？”

    张学卿转过身，看着他。“不是真要打。是必须打。远东铁路拿回来了，但毛熊国人还在。

    他们在海兰泡、在伯力、在双城子、在海参崴。他们占了我们的土地，抢了我们的资源，杀了我们的百姓。这些账，该算了。”

    1932年1月底，一个寒冷的夜晚。张学卿站在帅府的天台上，看着北方的天空。

    那里黑沉沉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但他知道，在几百公里外的边境线上，毛熊国的哨兵正缩在岗亭里，双手插在袖子里，冻得直哆嗦。

    他们的步枪是老式的，机枪是重型的，坦克是二十年前的。他们不知道，春天来了之后，会有一支完全不同的军队打过来。

    赵庆祥站在他身后。“少帅，毛熊国人还在增兵。加伦被调回了远东，新式坦克也在运过来。开春之后，他们不会比我们弱多少。”

    张学卿笑了。“弱多少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为什么要打。远东铁路，是我们的。外辽州，是我们的。

    海参崴，是我们的。拿回自己的东西，不需要理由。”

    他看着北方的天空，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“赵庆祥，你说，春天什么时候来？”

    赵庆祥想了想。“还有3个月。”

    张学卿点了点头。“3个月。够了。够我们把弹药备齐，把油加满，把部队调到边境。够我们打一场漂亮的仗。”

    他转过身，走下天台。身后，北风呼啸，雪又开始下了。但春天，不远了。

    1932年1月中旬，奉天帅府大会议室。窗外的雪停了，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，照在会议室中央那个巨大的沙盘上。

    沙盘很大，占了半个房间，从贝加尔湖到库页岛，从黑龙江到东瀛海，山川、河流、铁路、城镇，全都标得清清楚楚。

    沙盘上的小旗子密密麻麻，红色的是辽州军，蓝色的是毛熊军。

    王以哲、李振国、赵德胜、刘光军、陈铁生、赵猛、孙长林——七个军的军长全部到齐。

    周去病坐在王以哲旁边，军装笔挺，肩膀上的上校军衔擦得锃亮。

    张允明、陈世英坐在对面，手里攥着厚厚的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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