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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88年春节将至，按照惯例，对关系部门和有关领导开展感情“勾兑”，请客送礼，迎来送往，我虽反感，但还得随俗。一般性拜年送礼由彭曦和蒋兴涛负责，我叮嘱他们做好财务手续，不要留下隐患。

    我以汇报工作名义，宴请李县长和“要害”部门一把手，这些领导节前可谓酒局缠身，疲于应酬，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，产生了喝酒恐惧症，自然有所节制，落得我也轻松。

    饭后，我邀上李县长、财政局长，工行行长一起玩麻将，其他领导由彭曦、蒋兴涛负责作陪。

    “我不打业务牌，牌桌子上无父子哈。”我事前声明。

    “你们每个人我先借2000元铺底，不许耍赖，一会儿结账归还。”我一本正经的提议。

    “就按邵总说的办。”县长一锤定音。

    只输不赢的牌谁都会，只是要控制赢钱输钱节奏有点考人，好在大家都心知肚明般的“懂事”，除了还我借款外，人均赢了4000元，县长略多，皆大欢喜。

    牌局结束临走时，县长主动问我还有啥困难。

    “就是车皮问题还没完全落实。”我忧虑地说。

    “你想个招，我支持你。”县长硬气地说。

    我知道，地方政府对火车站等直管部门颇有微词。

    我暂时无解，只有等待时机的出现。

    官场的奉承，商场的利用，频繁的应酬让我身心疲惫，我平常三天两头都在外晃，想家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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